例如，到2010年第三季度，央企上市公司占我国上市公司数量的18.27%，但其营业收入和利润，则分别占全部上市公司的61.63%和70.9%，因而中国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央企服务，而且这种趋向目前还在加剧。
问题是美国希望以什么样的成本（或利率水平）来吸引美元的回流。在笔者看来，一定有，关键看如何阻断美元的内外循环机制。
另一方面，美元也必须回流美国，以支撑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因为，随着市场抛售美国国债风潮渐起，意味着回流美国的美元将大幅减少，从而阻断了美元顺畅的内外循环机制。不管这一判断目前是否成立，未来美国经济如何解开这一循环死结，却是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有什么因素能促使美联储改变其目前坚持的政策立场——从过度宽松向适度收缩方向转变，从而帮助美国经济解开循环死结。鉴于目前美国经济不景气状况，预计美联储短期内不会退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反对滞胀的担忧会促使其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如此看来，美联储实施过度宽松货币政策，才是导致当前美国经济进入死胡同的根本原因之一，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增长乏力与通胀上升的双重压力。另外，零利率政策也导致寻求更高收益的过剩流动性外流，在引发新兴市场国家通胀上升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反过来又影响当前美国的通胀压力逐渐回升。第二还是甩包袱，甩央企监管之难的包袱。
如果是非上市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国资委就是间接持股。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来源:南方报网—南方日报 进入专题： 国资委 直接持股 。现在你有气，南航机长说跟央企玩，你玩不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不折腾，笔者理解为是对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不理性行为的谴责。
但是联系其前因后果，以及理论界人士的评论，反而引起了笔者的警惕。央企都变成上市公司，国资委直接持股央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出资人，监管的麻烦就应该由市场来承担了。
现在已经有活生生的案例摆在眼前：你不是曝出中海油员工人均年薪38.67万、董事长年薪1204.7万吗？请你听清楚了我们是海外上市公司，我们的治理结构与所有国际公司相同。最后把中小型国企产权清晰到了私人名下，把大型国企的部分产权清晰到了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名下，这下清晰了吧？结果是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缩小了 但是，剩下这些由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产，不还是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吗？绕了一大圈，掉了一身膘，还是回到原点。最近成立的国新公司以及将华星集团整体划入，唱的就是这出戏。一是其背景 据说早在2009年，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曾表态：经过3年的研究，国资委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已经没有法律障碍。
笔者敢和任何人赌一局 国新公司一定会在央企悉数上市之际，在完成对所纳不良资产的拍卖、破产、注销呆坏账之后，功成身退，人间蒸发，徒留下一个天文数字让学者慢慢猜想。现在所要做的，是将优质企业中的不良资产甩掉。话音未落，这边厢一汽集团为整体上市进行股改，国资委相关人士表示：国新公司将吸纳一汽集团部分存续资产，减轻上市公司负担。国资委这么绕来绕去的，究竟在打什么哑谜呢？这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简单事情复杂化的案例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以后再有此类问题就别找国资委麻烦了，要么由证监会揽着，要么股民用脚投票不买央企股票，审计署恐怕也不能直接审计公众上市公司。到了2011年，还在继续深化研究？这究竟是一个待解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难解的政策障碍？国资委似有难言之隐。
第一是甩包袱，甩不良资产的包袱。我们的薪酬都是由独立董事制定的，制定的标准要与国际同类公司相比。
这也是国资委总是哭穷的真正原因。二是其评说 有理论界人士认为，国资委直接持股央企，其地位将从监事派出机构演变为股东派出机构，从行政角度上的监督职能过渡到经济上的执行所有权职能，无疑将改变央企长期存在的所有者缺位，以及国资委出资人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这包括盈利上市公司后面的母公司，以及附着其上一直秘而不宣的那一部分不良资产(如厂办大集体等)，也包括不死不活留着碍事的大型国企。由于有了上面这种对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警惕，笔者还真猜出了国资委直接持股央企的隐蔽动机。除非另行授权，这是没有疑义也不容剥夺或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个议题本来并不足以引起关注。
国资委近期派出8个调研组赴央企调研，此行很是引人关注。据报载，其中有一个课题关于国资委直接持股央企问题。
届时你有火，对不起，跟央企玩，你玩不着。国资委就是一个纯粹的出资人执行机构。
媒体评论认为，这预示着在王勇主政国资委并十二五发展思路上，或将有大动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折腾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81亿元，比上年增加1475亿元，增长19.4%。最为关键的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是GDP为纲，地方官员不在提高民生上下功夫，反而为了政绩工程肆意挥霍本来有限的地方财力。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980亿元，比上年增加1046亿元，增长21.2%。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从1991年的2211.23亿元，增长到2010年40609.8亿元。
为保持应有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政府必须时常与各地方政府对分成额度进行讨价还价，既有失中央政府的权威又加大了制度成本，还有可能损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组织税收的积极性。此外，在过去20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991年的1892.8元增长到2010年的29762元，增长了15.71倍。
缺钱和政绩压力使得地方官员把目光转向了预算外的卖地收入。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了分税制。
1994年分税制出台之前，我国财政制度采用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一对一谈判的方式开展。实施分税制的前三年，中央转移支付分别是585、559和597亿元，后三年的数据分别是2389、2543和2723亿元。
尤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提速，分税制实施的前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分别是938.25、979.51和957.51亿元，实施的后三年该数据分别是2906.5、3256.62和3661.07亿元。农林水事务支出8052亿元，比上年增加1331亿元，增长19.8%。如何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待分税制？若要客观、真实的了解一项政策或制度，并须充分了解其历史背景，并以历史观的视角去解读政策。从上述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实施分税制后，无论是中央或是地方，其财政收入都得到了长足的增长，也正是分税制有效的抑制了中央财政下降的趋势，及时消除了税收结构中的扭曲因素，也增加了透明度。
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来看，排名前三的是住房保障支出30.7%、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21.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1.2%。（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高和投资金融分析师李慧忠） 进入 赵晓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富民穷 。
从税收体系改革到全面经济改革让我们重新梳理思路，分税制使得中央将预算内的财权牢牢收紧，包括转移支付部分的财政收入也基本取决于中央的态度。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8.37倍，其增速也相对较快。
从个人与国家财富划分层面而言：改革开放30年社会物质财富急速增加，但如此庞大的物质财富却并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497亿元，比上年增加617亿元，增长21.4%。
